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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失落与自由:世界各地女性关于堕胎的故事

文章来源:未知 2018-07-21 03:52

  编者按:在中国,人们普遍不对堕胎做任何生命伦理方面的讨论。而在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堕胎是备受争议的一种行为,主要为道德、宗教和女性身体权问题。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上原文名为《‘I Couldn’t Tell Anyone’: Women Around the World Reveal Intimate Stories of Abortion

  今年春天,爱尔兰的选民投票终止了宪法中存在35年的堕胎禁令,这在欧洲是最为严格的条款之一。在波兰,政治家们又在极力推动限制堕胎。堕胎合法化的议案在阿根廷国会“举步维艰”。

  而在美国,最高法院官Anthony Kennedy的退休以及特朗普总统对其继任者的选择有望重新确定政府对于堕胎权的法律战线。

  在大众热议的背后却隐藏着很多人的亲身经历:意外怀孕、强奸、家庭影响、医疗危机、失落感。

  即便是在可以合法堕胎的地区,堕胎也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邀请读者分享自己的故事,30多个国家内有1300多名女性同我们分享了堕胎的理由、方式以及结果。

  我们从诸多故事中挑选出了以下这13个故事。这些故事涉及到了很多地方和堕胎相关的法律,并提到了钱、技术、信息以及文化对于堕胎安全和术后生活的重要影响。为确保条理性以及故事主人公的身份不被泄露,我们对这些描述进行了缩减和编辑。

  根据洪都拉斯的刑法典,任何情况下堕胎都是违法的。而依据该国的《医学伦理准则》,只有当堕胎能够挽救一个怀孕女性生命时才可以采用,但是这很难去界定,而且伦理准则并不能上升到与国家法律相提并论的地位。

  GG:我才16岁。我当时的男朋友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伴侣——他还在学习,经济上也不太稳定——我也一直很害怕要承担作为母亲的责任。

  我在社区内找了一个医生,跟他说了我的情况。他决定“帮助”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冒风险的做法,而我也无力支付他提出的高额手术费。

  在“将这笔费用支付给他”之后,他向我的子宫里注射了某种药物。很痛,有点像是痉挛,但是要比那痛得多。我没法跟任何人说。我很担心,因为当天晚上我都没有流血。我害怕注射的药物不管用,最终我会生下一个不健康的孩子。

  次日早晨,我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位医生。他给我进行了身体检查,并且表示我在怀孕初期,身体会重新吸收(胚胎的剩余部分)。

  之后一段时间,我的月经来了。月经量很大,且味道很不正常。但之后,我没有再出现任何异常。至今,我都不知道这次经历会对我的身体带来什么间接影响。

  Caoimhe: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无力养育一个孩子。我们清楚自己必须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英国曼城的一个诊所预约了堕胎手术。

  那场手术太可怕了,护士全程握着我的手。在离开的时候,她告诉我要好好休息,傍晚的时候过来拿抗生素。她说接下来几天我可能会流很多血,但这属于正常情况。

  在回到宾馆后,我尝试入睡,此时我看到宾馆梳妆台上的一则标识:“污渍清洗费用为150英镑”。在此之前,我一直很勇敢,但那时候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

  宾馆、航班、往返交通费用以及手术费——我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我实在是没有钱再支付150英镑的费用了(200美元)。

  我的男朋友已经睡着了,所以我自己走到浴室,将我的夹克卷成一个枕头,就在浴缸里睡觉。我哭着哭着睡着啦。

  对于部分女性来说,堕胎会给其造成不可弥补的心碎,尤其是那些遭遇其他痛苦经历的女性,比如说碰到了会虐待人的伴侣。

  RL:我的男朋友想和我发生性关系,但那时候我没心情做这件事。他试图强行发生性关系,我挣扎着反抗。

  我征询男朋友的意见,但他却不同意让我生下孩子。我想,我这样的情况会让所有爱我、关心我的人都感到伤心。我非常害怕,只身一人。

  之后,我男朋友带我去看了一个未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在怀孕12周时,他给我做了手术。过程太痛苦了,而且手术环境也非常脏。我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而丧命。

  两个月之后,我又生病了,不得已又去了医院。扫描结果显示我已经怀孕20周。之后我就选择待孕,但在37周的时候孩子死产。

  在孩子过世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才从这段记忆中恢复过来。我仍然觉得那场失败的堕胎手术是导致孩子遭受感染的元凶。

  堕胎在美国是合法的。个别州对此手术有限制,包括等待期以及堕胎时间,通常要在妊娠期20周到24周之前。

  GR:意外怀孕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都是女儿。我的丈夫总是反复说他希望再生一个孩子,能是一个儿子。他建议我在怀孕11周的时候做一下性别测试。我告诉他我不会进行这样的测试,他说那不如堕胎吧。

  在2009年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丈夫(现在是前夫)驾车带我去往现在一家已经关闭的诊所。我还记得过去的路上,我坐在后座——而不是副驾驶座上,因为堕胎是他提出来的。

  我们进入了等待室,我丈夫为这次堕胎手术支付了费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坐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哭泣。我甚至没法填写登记表,没法在登记表角落里询问是否是胁迫性堕胎的框框里打钩。

  我的手都在抖,很害怕,眼泪止不住得流。有那么一瞬间,一个银白头发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跟我说,“你不应该在这里”。

  之后这些年,我都能在杂货店、机场、公园、人行道听到新生儿的哭声——那让我想起了一月份那个寒冷的一天。

  澳洲的堕胎法会根据各个州的规定有所不同。在昆士兰,除了出于保护女性精神或身体健康的目的之外,堕胎都属于违法行为。

  S:在接受六轮试管婴儿的尝试之后,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宝宝。但在妊娠期第三个月的时候,我们发现宝宝患有染色体疾病。我有个妹妹就有相同的问题,在我父母无力照顾之后,我需要一直照顾她。

  出于这个考量,以及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一辈子饱受痛苦,我们决定放弃这个小生命。

  虽然在我所在的州这是违法行为,但我的产科医生还有他的同事帮忙安排了堕胎手术,差不多是在怀孕12周的时候。手术一共花了500美元左右。

  对我来说,这是改变我一生的一次痛苦经历。我一直是支持堕胎权的,但是从没想过我自己也会经历。

  从1967年开始,如果怀孕不超过24周的话,堕胎在英格兰、苏格兰以及威尔士普遍是合法的。一名医生负责进行手术,但是需要由另外两名医生负责签核。

  GD:没人跟我说过术后我会多么痛苦。我有想过自杀。一位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一直陪伴着我。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我至今还会想到我的孩子。

  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堕胎的信息并且提供了堕胎的途径。像荷兰的Women on Web这些网站就会为药物流产提供所需的药物。在她接受药物治疗之前,每一位女性都要事先和一名具有行医资格的医生进行在线沟通。药物通常就是米非司酮以及米索前列醇,这些都是堕胎药。

  在赞比亚,因为健康考虑和社会因素考虑的堕胎基本都是合法的,但是这需要三名医生的同意并且要在医院完成堕胎手术。违反上述规定的行医者最长面临7年时间监禁,病人最长面临14年时间监禁。

  SN:我和我的男朋友关系稳定,恋爱已经有两年时间。我们一直有在避孕。有几天我没注意,但我记得自己事后吃了避孕药。可最终,我还是怀孕了。

  我有一份全职工作,还在攻读硕士学位——我不能有孩子。事实上,我也不喜欢孩子,从来就没想过自己会生孩子这件事。

  通过政府系统来安排堕胎手术的流程太过痛苦了。每一步都像是一种威慑。这需要你与医生进行多次沟通,他们很快会说一些尖酸刻薄的话让你感到羞愧,还会贬低你的处境和选择。

  最终,我决定放弃走这个合法流程,而是去我认识的一个药剂师那里购买米索前列醇。这个医生愿意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药物。

  我当时怀孕八周了,我不确定自己此时能否服用堕胎药、该服用多少剂量,也没有正确的用药指示。我试图咨询的药剂师没人愿意帮助我。最终,我在一些网站上找到了部分信息。

  按照网上的信息指示,我服用了药物,然后选择等待。我感受到了很痛苦的痉挛和恶心,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症状。

  在波兰,只有当女性生命处于危险、因强奸引起怀孕以及胎儿严重畸形的情况下,堕胎才是合法的。

  K:避孕药不管用是有原因的。我已经40多岁了,还有两个孩子。我们的经济情况还一团乱。此时再来一个孩子着实不在计划之内。

  在堕胎期间,我自己孤身一人,网上其他一些女性给了我很大帮助。这一点很重要,这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除了我丈夫之外,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在波兰,跟别人坦白堕胎这件事无异于自杀。

  Ashley:我当时正经历一段情感上饱受折磨的婚姻,我有两个年纪还不大的孩子。我已经感到很抑郁了,第三个孩子的到来只会加重我的抑郁,让我没办法照顾好已经生下来的这两个孩子。

  幸运的是,我很早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我可以用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的药物来催使流产。

  之后我去了我公婆的家里,他们会帮我照看孩子。我基本上一整天都一个人待在浴缸里,后来出现了大出血。

  对于这次流产,我没有感到难过。相反,我觉得这是为保护我的孩子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当时,我的前夫非常可怕。

  我没有跟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因为我不想和家人争执。在他们不去评判我做法是对是错的时候,和他们相处起来比较容易。

  在加拿大,没有什么联邦法律限制堕胎,但是各省的法律却不太一样。在艾伯塔省,怀孕20周之前,堕胎都是合法的。

  JT:在我所居住的城市里,我在一家诊所接受了堕胎手术。这既是我人生中做出的最简单的一个选择,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选择之一。

  手术当天早晨,我不能进食或喝水。我需要带一个朋友一起去诊所,在手术完之后让她带我回家。在我们通过安检之后,我被带往等候室。之后,我和朋友分开,穿着手术服,和其他病人一起等待手术。

  在超声波扫描之后(按照规定我不能看扫描结果),我进入了另一个等候区,然后接受了手术。我签了手术同意书,就躺在了床上。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以为自己睡过去了,错过了手术,但被告知手术已经结束。在诊所,我感觉很安全且如释重负。能够选择堕胎这将是我一辈子都会心怀感激的事情。

  女性堕胎之后的生活有很大不同。在堕胎属于违法行为的国家,病人身体健康可能面临危险,且还会被社会所不耻。而在愿意接受堕胎行为的地方,女性通常可以获得一些额外的照顾,比如说节育或进行性传感疾病的测试等。

  在挽救女性生命的情况下,堕胎手术是合法的,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说清楚这一点。贫穷的女性通常会去草药商那里购买堕胎药,而根据生育健康医疗权威机构Guttmacher Institute的估计,每年大约有1000名菲律宾女性因堕胎并发症而丧命。

  女性在经历堕胎之后,即便怀孕才10周,她也会出现初乳渗漏的情况,这是泌乳的早期形式。

  Mia:那是在1998年,我才20岁。我在父亲节前夕发现自己怀孕了。第二天,我给我男朋友送了一张祝他父亲节快乐的卡片。他很开心。

  第二天,我去做了超声波测试,发现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我惊呆了。我是三月之后才开始和男朋友谈恋爱的,而我们在五月份才有了性关系。这个孩子不是他的。

  那天晚上他回家了,外面雨很大,房子也断电了,但是我还是决定告诉他。他有些失望,但之后他告诉我由我自己来决定。我决定流产。

  堕胎在我的国家是违法的,因此必须偷偷进行手术。负责堕胎的人向我们收取1万比索(差不多500美元),怀孕一周的线比索,以此类推——这对年轻情侣来说着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堕胎当夜,我的男朋友把我放在了指定地点。一个大约12岁的男孩和我碰了头,走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到达了一间隔板屋。这里是这座城市相对较为贫穷的地方之一。

  “堕胎医生”带我进入了一间灯光微弱的房子。她吩咐我穿上睡衣。我按照要求换了衣服。之后,她拿了一些药和水让我服下。当时差不多是晚上八点。她指了指床,叫我睡在那里,等待流产的时刻到来。

  大约是半夜,我因宫缩而疼醒。我叫来了那个“堕胎医生”,她立刻过来了。疼痛很快升级,直到一个瞬间她让我用力去推,我按照她说的去做了。很快就结束了。

  她问我想不想知道孩子的性别。我说“Hindi(不)”。她仍然回答我说是一个男孩,她说以防我男朋友会想知道。

  她接着负责清理,之后告诉我可以离开了。差不多是在次日凌晨,我和原先那个男孩回到了路边。我的男朋友在那儿等我,然后我们回了家。

  第二天,我开始出现初乳渗漏的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尝试了热敷,但不知道这会加重乳汁分泌的情况。

  最终,我得了乳腺炎并且要接受手术。我告诉医生之前发生了什么,并且请求他不要告诉我的父母。在手术病例上,看上去我好像只是感染了。

  直到现在,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次堕胎。谈论这个事情仍然是禁忌。但我后悔吗?不。我当时还没准备好做一个母亲,这个孩子不能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出生。

  Amy:我们期待已久的宝宝被确诊为无脑儿,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我们不得不去另一个国家进行堕胎手术。我们自己付了所有的钱:航班、旅店以及手术。

  当我发现孕检结果是阳性时,我打电话给我的医生并且告诉了她我的情况。她对我的选择没有任何评判,还给了我一个可以提供堕胎手术诊所的号码。诊所距离我住的地方差不多14公里,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

  我打电话给诊所,在两天之后预约了手术。妇科医生先给我检查了是否患有性传染病,然后做了清理,并且告知我堕胎手术的流程。

  我也没有告诉我的父母,因为那时候我还比较小,但我的朋友们都表示支持。不过这件事对我来说一直不是什么大事,所以我们很少再提到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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